“李自成结局问题研究”取得新进展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戎笙主持的“李自成结局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课题，1996年被立为院重点项目。一年多来，课题组对湖北通山九宫山、湖南石门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掌握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结合明清档案史料记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对湖南石门所提供的文物资料做了鉴别研究，使“李自成结局问题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李自成死于何地、何年，以及怎样死的，是一个早有结论但又一直有争议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自成兵败后在湖北通山遇害，简称为通山“遇害”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李自成率领大军顺利转移至湖南，后来禅隐石门夹山寺，秘密指挥大顺军联明抗清20年，简称为夹山“禅隐”说。课题组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如下方面的工作：

一、指出清初有大量文献记载李自成已死于兵败，但这些记载的细节有许多歧异。

课题组把清代学者对李自成之死的研究，分为三个逐步深入的阶段，指出经过他们不断地进行考辨，到了光绪年间，对李自成死地、终年已基本考证清楚。所得的结论是：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五月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乡勇之手。到了民国年间，又经过几位著名学者进一步的考证，证明清代学者的结论是正确的。

记载李自成已死于兵败之后的材料极为丰富，要想搞清李自成的结局如何，最重要的是选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基于此，为保证史料的可信程度，课题组把选用史料的年限定在清初30年（顺治二年至康熙十四年，即1645—1675年）内。他们提出的理由是：第一，在这30年间成书的资料，一般来说，比以后记载的材料更为可信。顺治二年的年轻人到康熙十四年，不过五六十岁，李自成的结局问题对他们来说属于当代史。他们留下来的见闻，属当时人记当时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第二，就李自成结局而言，无论是通山兵败遇害，还是在夹山寺寿终圆寂，两种结局都在这30年之内，以这个时段选取材料比较公平。在这界定的年限内，课题组广泛搜集资料，不论来源清廷、南明或大顺军，不论官修私撰，也不论杂史、笔记、方志，只要涉及李自成结局，不论是死、是活、是遁入空门或不知所终，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研究。

在甄别分析几十条有关李自成结局的原始材料过程中，他们认为，清硕英亲王阿济格奏疏和南明总督湖广川贵广东广西五省军务兵部尚书何腾蛟的奏疏最为可靠。阿济格奏疏称“贼兵力穷，窜入九宫山”，李自成“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这是清政府关于李自成死于顺治二年的最早记载，也是清军前线最高指挥官的战报，其来源于农民军中被俘或投降的将士的口供，是可信的史料之一。与此同时，南明军事指挥者何腾蛟也有关于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杀于乱刃之下的奏报，其内容来源于原农民军将领刘体仁、郝摇旗、袁宗第、蔺养臣、王进才、牛有勇等的“众口同辞”，而且还有目击李自成“被乡兵杀死下马”的刘伴当。因此，这一奏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从南明与清政府两个敌对政权几乎同时发布的消息看，排除了它们互通消息的可能。顺治三年五月清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审批的一份文件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加以英王谋勇兼济，立剪渠魁，李自成授首于兴国（当时通山县隶属兴国州）八公山，无噍类矣。”这一珍贵档案说明，清政府确信李自成已死。

从康熙八年成书的费密所著《荒书》中，可以发现有关李自成之死的更为详细的内容，书中说：“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邃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与通山相邻的崇阳抗清乡勇首领蒙正发，在他的《三湘从事录》跋文中指出“闯逆穷蹙，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蒙正发的抗清活动与李自成兵败当属同一时期，且地点相近，其所写内容亦为可信。另外，顺治四年曾在湖南衡山南岳一带发动群众起兵抗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在他所著的《永历实录》中有两处记载李自成之死。在卷七中写道：“李自成渡江，入无人之境，由蒲圻走死九宫山。”在卷十三又写道：“五月，自成至九宫山，食绝，自率轻骑野掠，为土人所杀。”

以上所列材料仅仅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资料，加之未列材料，它们在细节上很不一致，如有自杀、他杀之说，死的地点有九宫山、八公山、罗公山，死的时间有顺治二年四月底、五月、秋九月，顺治三年，顺治五年。从清初30年的文字记载来看，尽管说法不一，但李自成兵败遇害却是一致的。从清初清政府的战略部署来看，它进一步证明了李自成已死的事实。清军入关后，其统帅部采取集中兵力打击李自成的战略部署。潼关一仗，李自成大败，结果在不到三个月内，便由陕西败至武昌。到了顺治三年，清军统帅部将追击李自成的兵力大部分调往四川战场，全力对付张献忠。如果没有获得可靠情报确证李自成已死，清政府是决不会轻意改变战略部署的。另外，从李自成余部那种毫无章法的政治、军事行动上看，足已证明他们失去了统一指挥的领袖。清代有一批学者对李自成之死进行了考证。最早就李自成死于何年进行考辨的是戴笠、吴合著的《怀陵流寇始终录》。此后又有乾隆年间的历史学家赵翼的《檐曝杂记》，咸丰年间徐的《小腆纪年》等。

二、揭示了李自成“禅隐”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剖析了“禅隐”说的不合理因素。

李自成夹山“禅隐”说的创始人何，宛平人，乾隆初年，由宝庆府同知调任澧州知州。乾隆十五年（1750）修《澧州志林》时，觉得旧志不完备，乃“周咨遗事”、“旁询故老”以备采择。听得孙教授告知李自成实窜石门夹山寺为僧，还亲自到离州治70里的夹山灵泉禅院（俗称夹山寺）作实地考察。见寺旁有石塔，“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于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夫‘奉天’岂和尚所称？”遍问寺僧，又见该寺所藏奉天玉画像，比照《明史·流贼传》中描绘的李自成状貌，何认为两者相同，于是形成了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说法。何把他撰写的《书李自成传后》一文收入《澧州志林》卷二十三《艺文志·辨》内。此文成为夹山“禅隐”说的主要依据。何观点的错误有五点：

第一，何认为有关李自成之死的记载不统一，故怀疑李自成没有死。但他也意识到其论据不足，所以又说：“说各不一，其死于村民手一也。”“虽死于缢与死于锄中，说各不一，其以为果死亦一也。”然而，何并没有把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传闻之辞作为历史事实强加于人，只是把自己写的《书李自成传后》一文放在《澧州志林》的“艺文志”中，下署个人的名字，表示纯属其个人的一得之见。文末，他特别说明：“胪访闻，备书传尾，俾后之怪史床异辞者，亦有所参考云。”可是，后来的“禅隐”说者回避了何的另一方面含义。

第二，何“禅隐”说的依据之一是，“有孙教授为余言”，“旁询故老”，得知李自成“独窜石门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他并未说明孙教授和故老们所说的根据是什么。

第三，何“禅隐”说的另一根据是，“‘奉天’岂和尚所称？”他误把地名“奉天”当成法号“奉天”，进而断言和尚不能称“奉天”，再进而联想到李自成曾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于是石门夹山寺的奉天和尚便被当然地认为是李自成。殊不知僧人之名形成的格式是：地名＋法名，或地名＋寺名＋法名，清初就有两个奉天和尚，此例足以证明。

第四，何亲眼看见了夹山寺里所藏奉天玉和尚的遗像，“高颧深颔，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故断言“其为自成无疑”。然而，《明史》编撰者无一人见过李自成的状貌，或听过李自成的声音，但在《明史·流贼传》中对李自成的声音状貌描写是：“高颧深颔，鸱目曷鼻，声如豺。”这是古籍中对敌人的公式化、一般化的描绘，怎么看见了夹山寺所藏奉天玉和尚的遗像，就能辨认出是李自成呢？

第五，何把黄巢兵败后遁迹空门作为历史先例，并引以为例。黄巢为僧说，曾在历史上盛行一时。一些学者考证后，认为这是传闻。

应该承认，何虽然是夹山“禅隐”说的创始人，但他把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故事，只是作为传闻之辞留给后人。他明确地说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俾后之怪史传异者，亦有所参考”。至于后人把传闻之辞当作真实历史的问题，应由后人负责。

三、对石门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和甄别，发现石门文物不仅不能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反而证明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

80年代初，石门县李自成归宿问题调查组先后发现和发掘了奉天玉和尚墓，获得了一些重要文物，并在当地征集到一些珍贵文物。然而这些文物都不能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如石门的“龟形敕印”为道家法器，与李自成无关。几枚虎头纹铜铃，球形，上半球铸“西安”、“成”等字样，下半球铸虎头形，有口，口内含珠，虎额上均有“王”字形花纹。显然，上部的“西安”二字不能与虎额上的“王”字花纹连读成“西安王”；上部的“成”字，不能与虎额上的“王”字花纹连读为“成王”。况且，李自成从未称过“西安王”，也从未称过“成王”。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后，便改西安为长安。可见，铸有“西安”字样的虎头纹铜铃与李自成没有任何关系。李自成还规定，把“成”字改为“晟”字。因此，铸有“成”字的虎头纹铜铃与李自成没有任何关系。

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圹符碑》是论证奉天玉和尚是不是李自成的关键文物。现代“禅隐”说的支持者称其中含有“闯王陵”三字。他们没有搞清道符的一些基本知识，就撰文称其为“阴符”、“阴符倒语”、“阴符例图”等。殊不知，这种符有男用女用之分，男称阳，女称阴，而石门的《圹符碑》为阳圹灵符。他们所解释的“闯王陵”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1980年贵州省考古工作者在该省思南县河东公社万胜山顶，发掘清理了一座明代墓葬，出土物中有一件是男用阳圹灵符砖，砖上的朱书道符与石门出土的《圹符碑》几乎相同，且时间上早于石门的圹符碑，在其他地区也发现过类似的道符，这有力地证明了奉天玉和尚“墓”与李自成无关。

另外，夹山寺的《康熙碑》、《道光碑》都载有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壬辰年（顺治九年）到夹山灵泉寺的，而李自成是顺治二年五月在历史上消失的，可见这个奉天玉和尚与李自成无关。

当代“禅隐”说者据以立论的有力证据是奉天玉和尚墓，然而，却没有格外珍惜它。相反，他们未按国家公布的文物法规，科学地发掘、清理和鉴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破坏了奉天玉墓原貌，改建成“闯王陵”，使原有文物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